伯格曼的人生是自我创造的一生，他不断用天才的标准强化着自己的天才，拍电影对他来说是一种超越，对人的有限性的超越，他在记忆-真实，电影-人生的相互纠缠中不断生成着自己的存在，而这个存在又不断形塑着他。伯格曼跑马圈地般的将现代人面临的困境由传统搬进了电影这个刚成立不久的媒介形式。伯格曼的艺术由他的电影和其拥趸者的所建立的话语体系所确认，伯格曼的解释者建立了一个真假难辨的伯格曼帝国，真实的伯格曼难寻，我们已经很难辨别其艺术原初所具有的真实艺术性，伯格曼这个作者和其艺术作品已经不可拆分。人们不断在建构着天才的神话，这是一座由话语和知识筑建的人类灵魂的高峰。艺术不是哲学，很难说，伯格曼提供了新的解释，新的观点，在艺术的这个领域，我们从来很难说，谁是第一个发明者，但毋庸置疑，伯格曼提供了新的观看方式。

聚焦1957年伯格曼最为高产和高质量的一年，穿插工作场景、工作伙伴和家人访谈，大篇幅刻画导演为人有多渣，对身边人有多暴烈，对女人有多烂情，但一切和才华以及对影坛的贡献来说都不重要。可以原谅才华横溢的人是渣男，或者说，渣男才能够天赋异禀。

看片前完全不知道伯格曼是这样一个暴君型导演，他把自己的焦虑、偏执、痛苦完完全全投射到每一个角色身上，他孤独的只剩下电影，却足以为世人启迪。“我拍了那么多关于生命与死亡的影像，没想到生命也终于追赶上了我。”再见，世上再也没有这样伟大的艺术家了。

作為百年誕辰的委託案之一，號稱以1957年為主軸輻射出去，卻又頗流水帳地什麼都談了…導演隱約有種撥亂反正的企圖，用很多八卦與黑歷史（失格丈夫／父親／情人、支持納粹、摧殘劇場後輩、重新詮釋《芬妮與亞歷山大》等），想塑造一個「平衡」且「立體」的大師肖像（導演訪談提到，本片亦可視為MeToo影響），可是都不深且有時硬坳感強的前提下，讓人時而感覺潦草且斷章取義，也多少展現影片觀點的不堅決，對大師愛恨拿捏不定的搖擺。片末莫名其妙出現張藝謀來當亞洲面孔的多元性代表，講了一段可有可無的無聊評述，似乎也呼應著這一點。

一个艺术家的人品和作品质量没有太大关系。